核心提示
●3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最初每年8000万元的财政拨款，发展到2016年有望超过240亿元，增长了300倍。这也体现出国家日益对基础研究的重视。
●通过“十二五”的培育，我们基础研究的队伍已经初步形成。尤其是目前30多岁的科技工作者已经展露出较大的潜力和能力。
●我国基础研究正逐步从“仰视”向“平视”演进。
●我国基础研究正处于创新发展的新阶段，总体上面临“六期叠加”的形势，即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交汇期、中国经济和产业提质增效升级的全面转型期、国家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突围期、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决胜期、科技体制和创新体系的深度调整期、基础研究从量变到质变的重要跃升期。
●基础研究是一个慢周期的发展过程，需要科学思想一代代传承。
●遵循科学规律、加强分类管理是新时期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的必然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十三五”期间，科学基金将更好地体现差异化的资助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时期的总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的科学基金组织，助推我国基础研究实现与科技发达国家的“三个并行”——“总量并行”、“贡献并行”、“源头并行”。
“基础研究是根本‘供给侧’。我国基础研究正逐步从‘仰视’向‘平视’演进。‘十三五’时期，将助推管理升级，实现基础研究从量变到质变跃升。”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主任杨卫院士对于中国基础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的判断。
在两个五年计划相交之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决胜阶段，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基金委做了哪些工作，面对“十三五”，又将会有哪些部署？针对这些问题，全国两会期间，我们专程采访了杨卫院士。
基础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记者：2015年与往年相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有什么特点和变化？
■杨卫：刚刚过去的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172952项，与2014年同比增幅9.89%，呈现较大增长；全年计划安排各类项目资助直接费用228.7亿元，截止到12月9日共批准资助各类项目40177项。
这一年中，比较突出的进展体现在：
一是积极推进科学基金法规建设，制定和修订了10部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如项目评审回避与保密管理办法，资助项目研究成果管理办法，重大项目管理办法等，进一步深化资金管理改革，以及规范项目申请、评审和资助工作。
二是改革创新项目资金管理制度，修订并发布了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全面推进项目间接费用补偿机制，明确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的责任主体，提高依托单位的资金管理自主权，扩大劳务费的开支范围，取消项目资金预算科目的比例限制，打通使用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加强结余资金的管理等大量新措施。同时在2015年项目申请书和计划书中，将预算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申请人只需填报直接费用部分。
三是提高了项目管理信息化和工作效率。
2015年，科学基金首次实现了科学基金项目全部在线申请，大幅度减少了因超项导致不予受理的项目数，为申请人、依托单位科研管理人员和科学基金工作人员提供了高效的管理平台；并且，在以往几年试点的基础上，在通讯评审工作中推广使用评审专家计算机辅助指派系统，不断提高评审专家指派的准确度和工作效率，2015年在通讯评审中使用计算机辅助指派系统的项目已经达到70%左右；同时，在会议评审中全部使用计算机网络系统进行专家投票，并探索在会议评审前进行网络投票的新方式，提高会议评审效率和评审质量，缩短会议评审周期。
四是强化了对青年人才和优秀人才的支持。
其一，2015年科学基金加大了对优秀人才和拔尖人才的支持力度，“杰青”项目资助强度翻番，从200万元/项提高到400万元/项；同时相应增加了“优青”项目的资助强度，从100万元/项提高到150万元/项。
其二，为实现对基础研究拔尖人才和优秀团队的长期稳定支持，延长了资助年限。“杰青”项目的资助期限从4年延长至5年；创新研究群体的资助期限从“3年+3年+3年”调整为“6年+3年”，同时限制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的年龄不超过55岁。
其三，在研究类项目评审过程中，同等条件下注重选拔优秀青年科研人员作为负责人承担项目。据统计，40岁以下面上项目负责人所占比例，从2011年的16.17%提高到2015年的43.14%；50岁以下重点项目负责人所占比例，从2011年的28.97%提高到2015年的47.04%。越来越多的青年科研人员勇挑重担，成为我国基础研究队伍的主力军。
其四，关注并稳定对女性申请人的支持。从近三年情况看，在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女性负责人所占比例稳中略升；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中，近两年女性负责人所占比例有明显提高。
五是拓展联合资助格局，大力推进协同创新。2015年，基金委先后同辽宁、浙江、贵州、山西4省人民政府分别签订协议开展联合资助工作，并与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资助大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同广东、新疆、福建、河南4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续签了联合资助协议。除此以外，基金委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及8家汽车企业共同启动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并与民航总局、中科院续签了相关联合资助协议。
六是深化开放合作，推动与国际一流科学家开展长期稳定的合作研究与交流。比如与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NERC)及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共同发起了“地球关键带科学研究”以及“大气污染与健康效应”两个重大国际合作计划等。
■记者：刚刚过去的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十三五”即将开始的关键年份。请您介绍一下“十二五”期间自然科学基金发展情况。
■杨卫：“十二五”期间，科学基金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在支持学科均衡协调发展、培育高层次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产出创新思想和创新成果、服务国家决策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主要体现在，一是经费投入大幅增加，主渠道作用更加凸显。“十一五”末期，2010年，科学基金的财政拨款约103亿元；到2015年，增长为超过220亿元，增加了一倍以上。这说明国家对科学基金的日益重视。“十二五”期间，科学基金运用国家财政投入约888亿元，资助各类项目近20万项。
二是资助体系更加完善，设立了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等项目，对我国培养科学人才及探索重大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国际评估成功实施，在助力完善资助管理的基础上，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四是推行了多项重要改革措施，评审流程更加科学高效，绩效评估机制逐步建立。尤其在信息化建设、科研诚信治理、法治工作、资金管理、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
可以说，通过坚持尊重科学规律，大力营造鼓励自由探索的宽松环境，基金委推动资助管理站上“升级版”的新起点。通过多年培育，我国基础研究的队伍已经形成。尤其是目前30多岁的科技工作者已经展露出较大的潜力和能力。
中国基础研究逐步从“仰视”向“平视”演进
■记者：2015年，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收获了很多赞誉。比如《自然》杂志以封面标题和全文的形式发表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多自由度量子体系隐形传态的研究成果，并将其列为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榜首；王贻芳获得有“第一巨奖”之称的“基础物理学突破奖”，谢毅院士获得有“女性诺贝尔科学奖”之称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这些成绩获得了全社会乃至世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对于中国基础研究而言，这些成绩意味着什么？如何判断基础研究的发展现状？
■杨卫：近年间，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再上台阶，重大成果呈“星星之火”，蓄积燎原之势，取得了一批诸如铁基超导、中微子振荡、拓扑绝缘体与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发现五夸克物质、高性能计算、“鸟类起源”研究等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在量子调控、纳米科学、蛋白质科学、干细胞、发育与生殖、全球变化等研究领域取得系列重要进展。
数据显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持续快速增长，2014年达到613.5亿元，比上年增长10.6%。研究产出数量与质量同步攀升，发表科技论文总量连续多年居于世界第2位，2005年至2015年9月，我国论文共被引1287万余次，高被引论文（引用次数居世界前1%）15011篇，均居世界第4位。
2015年，中国有19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10位，比上一年度增加3个学科；2014年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为5505篇，排名世界第2位，2014年基金委资助的学术产出已占世界总产出的11.5%。
同时，在学科方面，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稳步发展，信息、空间、资环、海洋等综合学科以及认知科学、纳米科学、数据科学、管理科学等交叉学科受到高度重视，基础医学、农学、材料、能源和工程科学等应用基础学科得到大力支持。部分学科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日益显著并取得重要进展。
这都表明，我国基础研究正逐步从“仰视”向“平视”演进。
但是需要指出，虽然我国基础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整体实力仍有差距。主要体现在：一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偏少，缺乏开创重要新兴学科和方向的能力。二是引领科学潮流的大师级人物和世界级科学家匮乏，青年人才成长环境尚需改善。三是基础研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作用有待提升。四是创新文化氛围有待改善，科研诚信状况不佳、不端行为时有发生，科研伦理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以人才为例：基础研究是一个慢周期的发展过程，需要科学思想一代代传承。目前我国在几个方面比较欠缺：一是缺乏在科学发展上具备顶层设计能力的人，即能够提出科学路线图的人。现在一般局限于根据已有的科学知识去判断哪些科学知识未来可以应用，提出技术路线图；二是缺乏引领科学潮流的大师级人物；三是缺乏具备承担大科学项目（grandscience）能力的人。这些人需要管理研究目标宏大、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的项目。
面临“六期叠加” 推动实现“三个并行”
■记者：面对这样的发展态势，“十三五”期间，科学基金将如何布局？
■杨卫：据我们分析，我国基础研究正处于创新发展的新阶段，总体上面临“六期叠加”的形势，即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交汇期、中国经济和产业提质增效升级的全面转型期、国家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突围期、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决胜期、科技体制和创新体系的深度调整期、基础研究从量变到质变的重要跃升期。尤其是“十三五”期间，来自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各领域对源头创新的巨大需求将集中释放，迫切需要基础研究发挥战略引擎的作用。因此，筹划科学基金的“十三五”发展，必须目光远大，统观全局。
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我们“十三五”的总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的科学基金组织，助推我国基础研究实现与科技发达国家的“三个并行”——“总量并行”、“贡献并行”、“源头并行”。
具体来说，投入方面，“十三五“期间，基于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我们希望财政拨款可以增加50%，即每年约增加10%左右，达到350亿元左右。
产出方面，目前体现中国对世界科学影响力的因子——高被引论文数占世界份额的11.9%，排名世界第4位；我们希望到“十三五”末可以达到15%，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重大科学问题中，中国的参与度可以越来越高，开始涌现出一批源头在中国的新科学问题、领域或分支。即在2020年投入、产出总体量与美国等科技发达国家相当，达到“总量并行”；2030年在学科发展主流方向的形成过程中有中国科学家里程碑式的贡献，达到“贡献并行”；到2050年，中国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有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源头创新工作，达到“源头并行”。
聚力精准管理
■记者：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科学基金将在管理上有哪些部署和改变？
■杨卫：“十三五”期间，科学基金要实现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升级，在依法管理、精准管理、柔性管理和差异化管理方面，不断加以改革完善，促进基础研究从量变到质变的跃升。
目前，科学基金200多人管理每年4万个共200多亿元的项目。相比于美国2000余人管理不到2万个项目，管理较为扁平、粗放化，深度和细致程度都有所欠缺。在人员不增加的情况下，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依靠精准管理。
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要借助于信息化、大数据的手段，不断提升信息化水平，促进开放共享，实现智能化管理。例如，2015年很重要的一个进展就是智能辅助专家指派系统的引入。目前科学基金拥有10多万专家资源，未来要进一步与大数据结合，将我们的信息系统与10多万专家的个人网站、科学著作等联系起来，掌握他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动向，从而更科学的指派专家对相关项目进行评审。
二是要更加注重学科特点，实现差异化管理。
遵循科学规律、加强分类管理是新时期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的必然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十三五”期间，科学基金将更好地体现差异化的资助机制。
比如，对于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要充分尊重科学家的学术敏感，扩大自主选题空间，鼓励自由探索、宽容失败；对于体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要发挥源头孕育作用，引导科学家在关系国家发展命脉的战略必争领域攻坚克难；对于面向全球性挑战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要推进高水平国际合作，用好全球创新资源，服务人类进步；对于满足区域或行业发展特殊需求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要发挥“育种”作用，加强与地方政府、产业部门的协作。
在主体思路上继续坚持以资助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为主体，统筹兼顾其他类型的基础研究和重要基础性工作，鼓励科学家将学术兴趣和国家目标有机结合。
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升国际化水平；加强资源配置战略管理，保障评审质量，加强管理队伍能力建设，提升专业化水平；不断完善绩效管理体系，提高资助绩效；更加注重以法治基金建设推进改革发展，提高法治管理水平。
■记者：在“十三五”规划中，科学基金提出要适应基础研究资助管理的阶段性发展需求，统筹基础研究的关键要素，将科学基金资助格局调整为思想、人才、工具、融合四大系列。请您解读一下这样部署的目的。
■杨卫：为适应基础研究资助管理的阶段性发展需求，统筹基础研究的关键要素，“十三五”期间，我们将科学基金资助格局调整为思想、人才、工具、融合四大系列。
思想系列主要包括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应急管理项目等。也称为探索系列。主要是用自由探索的方式看未来在某一科学领域是否有发展的可能，能不能转化，即解决what（是什么）,why（为什么）的问题。
人才系列主要包括青年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海外及港澳优秀学者项目、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等，主要解决who(谁)的问题；工具系列主要包括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相关基础数据与共享资源平台建设等，主要解决how（如何去做）的问题；
融合系列主要包括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联合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科学中心项目等。主要解决where——即判断在哪些地方比较容易发生大的突破。这些突破点往往发生在交叉学科当中，所以未来将推出新的资助模式，起到“汇聚”的作用。
审慎选择可能有重大突破的方向
■记者：“引力波”被发现成了近日最轰动的新闻。人们不禁会问，中国在这些重大发现中的身影和地位在哪里？这一发现对我国科学体制改革能有什么启示？
■杨卫：应该科学地看待这个问题。
事实上，科学基金自1986年成立开始就支持过引力波的探索。这几十年支持了48个项目，共2000多万元。比如，中山大学建设的“天琴计划”在萌芽阶段就接受过科学基金的支持。当然，与LIGO连续支持二三十年，投入近100亿元相比，我们并没有投入那么多。同时，作为一个具有国际科学联盟性质的组织，LIGO的发现也伴随着测量技术不断进步、方案不断优化等。
对于中国在这些重大发现中的身影和地位，应该综合认识。
其一，过去我国对高风险、长周期、高投入、非常基础的纯科学项目的支持是不足的。一个原因是不具备财力。但随着我国基础研究的不断进步以及国力的提升，已可以开始审慎地选择这类项目进行投入。
其二，需要指出，科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丰富这个全人类都能受益的知识宝库，当中国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就需要解决这个思想问题，一定程度地参与到这些计划之中。
其三，研究这类项目需要人才。这并不是说研究者聪明就是人才；而是指研究者需要心甘情愿地从事这项工作几十年；单个人也许还不足够，需要一批人都从事这样的工作。
这就随之引出了绩效评价的问题。这种科学问题往往是不能用短期绩效来评价的；甚至几十年都可能没有成果，且失败率高。但也不能没有相应的评价机制，造成“养懒人”的结果。
此外，这些项目时间跨度长，且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所以需要非常审慎的选择一个或几个目标进行突破。
■记者：中国在这些重大领域有哪些部署？
■杨卫：中国近年来已经积极参与到这些工作中。
例如在暗物质研究方面，中国首个极深地下实验室——“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已在四川雅砻江锦屏水电站投入使用；成功发射了首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派驻研究人员在欧洲参与加速器碰撞研究方面的实验。
2015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颁给了中微子震荡相关研究。对于这个一旦突破将引发“新物理”的事物，中国也在进行相关部署。
2015年，继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之后，中国主持的第二个大型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也在广东省江门市启动。
由于其科学意义重大、实验方案独特，吸引了世界科学界的强烈关注，目前组建的国际合作组，已有中国、意大利、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320多位研究人员参加实验。未来，科学家们有望在这里开始测量中微子质量的顺序，了解物质微观的基本结构和宏观宇宙的起源与演化。
基础研究是根本“供给侧”
■记者：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作为“十三五”时期必须牢固树立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科学基金在其中的定位是什么样的？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基础研究能发挥什么作用？
■杨卫：首先要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创新驱动是供给侧，经济社会发展是需求侧；在创新驱动中，创新是供给侧，驱动是需求侧；在创新中，基础研究是供给侧；技术创新是需求侧。所以，可以理解为基础研究是根本“供给侧”。基础研究是“供给侧的供给侧的供给侧”。
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供给侧，是供给太多了，需求不旺盛？还是两者之间桥梁不通畅？还是供给有问题？
我们认为，目前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供给和需求的契合有断裂，向全链条发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措施。
需要指出的，全链条指的是链条的每一个环节相互契合，而不是要求一个主体做链条上的所有工作。
比如，在从基础研究到最后转变成可供消费的商品这一过程中，做基础研究的人往往是科技工作者，他们去从事营销往往不得要领；他们的任务和方向应该是与做技术研究的那一个环节契合；做技术研究的人再与销售环节契合……这样促使各个主体联系起来，解决创新驱动的供需。
另一个问题是，供给侧是否够？我认为目前还偏少。基础研究经费占R●D投入比例尚不足，也缺乏许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成果。因此应继续发挥导向作用，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科技源头支撑，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三十而立财政拨款增加300倍
■记者：2016年对于基金委来说也是特殊的一年。1986年，基金委成立。2016年是基金委成立30周年。您如何看待科学基金这30年的工作？
■杨卫：俗话说，三十而立。1986年2月14日，基金委正式成立。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开启了全面实施科学基金制的探索与实践。
30年来，从最初每年8000万元的财政拨款，发展到2016年有望超过240亿元，增长了300倍。这也体现出国家日益对基础研究的重视。
30年来，科学基金针对不同成长阶段人才培养需求，兼顾拔尖人才与创新团队总体布局，统筹用好国际人才与国内人才两种资源，建立了包括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内的完整的人才资助谱系，营造了鼓励自由探索的宽松环境。一系列成绩取得的背后都有科学基金资助的身影。例如，2014年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为5505篇，排名世界第2位，其中标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有3060篇，占55.6%；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曾先后获得32项科学基金的资助；获得有“第一巨奖”之称的“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王贻芳，曾获得过8项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同时，科学基金放眼全球持续开放，截至2015年年底，已经与40个国家（地区）的85个境外科学基金组织或科研资助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实质性国际合作研究有力推进，在世界科技舞台上不断发出中国的“好声音”。
通过30年来不断地探索科技管理改革，创新资助管理机制，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稳步提高，正在进入从量变到质变、从点的突破到全面提升的重要转折期。